江湖夜雨十年灯

我们把中国的现实比喻成一个人吧，他身着漂亮的新衣，旁人啧啧称叹，一个小孩说：“哎呀，那衣服上有块污渍。”旁人立即斥责他：“愤青！”

我也偶尔发几句牢骚，表达对现实的某些不满，但每次总是立即招致围观群众评语：“愤青！”

在中国，如果你眼睛好，嘴巴大，随时会堕落为“愤青”。更要命的是，即使你什么都不说，但只要看那个说出真话孩子的眼光中暗带赞赏，还是会被为人善良、心态平和的人们打入另册。

本来呢，按照法律的解释，政府是我们“雇佣”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批评它的权利。但别人家批评政府那是行使公民权利，我们家批评政府那就是遭人唾弃的“愤青”——这还算程度最轻的，稍不留神，就会遭遇全世界首创的“诽谤政府罪”，还能享受天外飞仙般跨省缉拿的礼遇。

这说明了两个问题：第一，我们的政府很强大，是威武之师；第二，我们的人民很善良，是正义之师。

鲁迅说过：“我们自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但经过跨越数十年的精心灌输，我们终于认定有那么一些人，在过去是“中国的脊梁”，在现在是不知好歹的另类。

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承担着批判社会的职责，但在中国，因为某种洗脑和某种高压，知识分子大多只能批判群众或者同行。偶尔露点峥嵘，不但政府不高兴，群众还不乐意。群众不太有胆量说学者的坏话，但对学者的追随者，那是决计不会客气的，“愤青”二字凝聚着幸福群众对这些人的无限鄙弃之情。

不过我总觉得，“愤青”的帽子不是谁都可以戴的。那些叫嚣着要杀到东京去的，是愤青；那些宣称要抵制日货的，是愤青；那些强烈要求把日本女人全部强奸一遍的，是愤青。反观那些批评政府，揭露黑暗，激浊扬清的人，并不打算杀到某京去，不会瞎抵制某货，更没能力把某国女人全部宠幸，所以他们非但一点都不愤，相反他们还站在愤青的对立面。

总有人疑惑，罔顾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，吃饱了批评这个批评那个，这些人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？照我的理解，那些对现实冷嘲热讽的人，虽然开口闭口都是别人怎么好，我们怎么差，但骨子里其实是真正希望这片土地好的人。就像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里说的那样，魏晋时代本是崇尚礼教，但很多人以礼教为名多行不义，嵇康阮籍等人觉得他们“亵渎了礼教，不平之极，无计可施，激而变成不谈礼教，不信礼教，甚至于反对礼教。但其实不过是态度，至于他们的本心，恐怕倒是相信礼教，当作宝贝”。有人喜欢举着伟大光荣正确的旗帜，干些渺小卑劣错误的事，那些信奉正义的人，反而不知道举什么旗帜了，只剩下些风凉话。

这段时间我在重读《沉默的大多数》。王小波说：“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，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。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，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？”大学我曾经把这本书翻烂了，但注意的始终是王小波的文字风格，不少文章的意思始终不得其门而入，那时我常想：“老子天天有说不完的话，同学也天天有说不完的话，跟女同学更是恨不得天天情话绵绵到天亮。谁沉默了？”后来慢慢我才发觉，身边确实有一个庞大的沉默群体，包括自己在内，从来都是发不出任何声音的。我们被剥夺了一切言语的权利，因为有人给我们安排了发言人。

现在有了互联网，普通人终于能够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了。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，很多人的话，无论腔调、口吻还是内容，居然跟灌输者的人同出一辙。而且，他们的话并非违心之语，在思想上他们站在和灌输者一样的高度。他们不再沉默，他们开始附和。

原来，我们不但被剥夺了言语的权利，还被剥夺了思想的权利。隔三岔五地天上会掉下些思想、主义、理论、精神及重要讲话，我们不需要去思考，认真践行即可。所有人都禁止东想西想的，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，就是最大的爱国。”

我还是想起鲁迅的那句话：“中国自古只有两种人：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，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