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老婆姓韩，对此我一直怀疑，我觉得马这个姓应该更适合她，比如叫马大哈就挺好。话说继去年连续丢三四个手机后，她老人家上周又把钱包给丢了。虽然钱包里没多少钱，但弄丢了始终不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情，她那天回家后，先是逼问家里人有没有拿，在排除内鬼的嫌疑后，她毅然决然地将矛头指向另外一个方向。

“一定是那些工人从办公室窗户外面拿的。”

我壮起胆子，嗫嚅着提示她：“以后您得适当注意啊，这粗枝大叶的毛病改改也是可以的。”

她出离愤怒了：“又不是我的错，是小偷的错。”

我立即表示认同，于是大家搁置争议，共同讨伐起罪恶的小偷。

几天后的某个晚上，我老婆接到她大姐的电话，说有个人捡到了她的钱包。那人自称是外地过来出差的，住在某酒店，捡到钱包后去了一趟都江堰，所以才来联系。因为次日就要回家，所以让我老婆当晚去取钱包。

这事立刻在家庭内部引发讨论——其实也没讨论，大家一致觉得这是一个陷阱，并迅速形成决议，坚决阻止我老婆去拿钱包。

当时我在公司加班，接到老婆电话后，也拿不定主意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事很简单；但社会经验告诉我，这事不简单。

因为对方是个男的，我觉得去个男的应该比较保险。想起正好有个同事住在酒店附近，长得又比较丑，便委托他代为接受失物。片刻后我致电这个朋友，他恰好正在那人的房间，我便和那人通了话。原来人家是真的捡到并真的归还钱包，于是我表达了衷心的谢意。

我的疑惑是，一个来自北京的小伙子，做了一件拾金不昧的好事，为什么作为失主的我们，却事先如此戒备，事后连连称奇呢。

古怪。

这是一个一直想写的系列，现在写出来与所有喜欢听电台的人，尤其是在成都喜欢听电台的人分享。

在中国的作家还没有堕落之前，有个重要的作家叫路遥，特别喜欢写城乡结合部的人物和故事。所谓城乡结合部，就是城镇和乡村接壤的地方，其地位类似人的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交接之处，此处既无上半身的坦荡，又无下半身的神秘，可谓不三不四，处境尴尬。其实中国的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广袤的地带，出产了很多奇人，而我，是其中毫不出奇的一位。

我没现在这么老的时候，虚荣心很强，每次说到自己的出生地，都强调那里是郊区。所谓的郊区，正是城乡结合部。当然话说回来，我的故乡江苏省海安县，本身就是一个县城，在城市里面的人看来，县城已然等同于农村，遑论县城的城乡结合部乎。我之所以强调自己出身郊区，是因为那时我听说中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，想到自己全家都是农民，地位很低，风险很大，一狠心编造了个郊区的概念。但现在我看到城里那么多房奴和连想做房奴都做不到的人，才蓦然意识到做领导阶级是有代价的，于是底气十足地向全世界宣布：我不但长得像个农民，我其实就是一个农民。

在我小的时候，作为一名小农民，业余生活非常的匮乏。请注意，我说的是匮乏，不是贫瘠。与现在的小朋友相比，我们那时玩的东西很少，但开心指数很高。那个时候，电视几乎是小孩子晚间唯一的消遣——当然大人在晚间另外有一种消遣，可都是背着我们的——可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一直不爱看电视，直到现在都是这样。除了《西游记》、《义不容情》等一些电视剧和春节联欢晚会是我追着看的外，其它节目我都觉得可看可不看。小孩子都喜欢的动画片，从来没有勾起我的任何兴趣，就连当年火爆一时的《恐龙特急克塞号》，我虽然看着也觉得带劲，但不看也不要紧。

虽然不迷电视，但我喜欢广播。我们那村子，每家每户都安着一个广播。我们家的安在厨房的屋檐下，因为声音可以调控，而我总是把声音调得最大，所以每天早晚，都能听到我们当地“海安人民广播电台”的节目。几乎每天早上，我都是在电台的开播音乐“歌唱祖国”中醒来，而晚上，我基本都是在广播节目中完成作业。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，我都保持着这样的习惯。广播给我留下了很多的回忆，也培养了我若干的喜好。

前几天我看到一则新闻，说的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李冰冰在作协会议上所做的重要报告。我顿时很感慨，你说大家都叫冰冰，李冰冰就是比范冰冰厉害，人家不但拍电影，闹绯闻，做代言，还在中国作协身居高职，还有空给广大作家做些指示，真了不起，以前真是小看了她……虽然我心里感叹不已，但还是觉得有点不踏实，于是擦亮眼镜一看，果然比李冰冰少了两点水，当主席做报告的，叫李冰。

我继续感慨。像我这种同时浸淫文化圈和娱乐圈的达人，居然只知道李冰冰而不知道李冰，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耻辱。可是，孔老师也说过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虽然我经常留意国内文艺创作的动态，可确实不知道李冰是哪路神仙，不知道他写过的任何作品，更不知道他为什么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副主席——于是，Google之：

李冰同志简历

男，汉族，1949年11月出生于黑龙江安达，1969年12月参加工作，197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先后在吉林大学经管学院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专业在职学习，获经济学硕士学位；在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理论学专业在职学习，获得博士学位。

1969年12月至1978年11月在大庆油田井下作业指挥部工作，后任团委副书记；1978年11月至1989年12月先后任团中央办公厅干事、副处长、处长、研究室副主任、工农青年部部长、青工部部长；1989年12月至1993年3月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政治组调研员、组长；1993年3月至1994年1月任中宣部副秘书长、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；1994年1月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。2008年12月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。

我将这段资料翻来覆去看了几遍，发现李冰同志连郭敬明都不如，后者好歹还会抄袭，他连宋祖德都不如，后者好歹还会写博——他既不会抄袭又不会写博，凭什么还当领导呢？难道中国作协就跟某些企业一样，也是女的当男的用，男的当牲畜用，牲畜当领导用？说真的，我很为作协会员小四和大嘴鸣不平。

话说我看到的这条新闻，是说中国作家协会前些天在重庆开了个团结的大会，胜利的大会，奋进的大会，名字叫做中国作协七届五次全委会。会上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、副主席李冰做了一个报告，表示2009年作协实实在在地做了20件事，2010年将重点抓好10项工作。（这里）

看到这里，我又有点感慨。在这个年代，不但各级政府和统计局学会了用数字来蒙人，就连靠文字吃饭的人也懂得了数字化生存，真是作家会武术，谁也挡不住。我很好奇，作协这样的组织会做出什么实事呢？且只列举第一条吧。

去年，我们认真按照这个思路去做，不动摇、不懈怠、不折腾，真抓实干，实实在在地做了20件事：

一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，认真抓整改。去年，我们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，开展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整改落实“回头看”工作。紧紧围绕建设服务型和谐作协、推动文学繁荣、服务科学发展这一主线，对整改落实方案中查找出的问题，认真抓了整改。到年底，整改方案中确定的5个方面25项任务都已完成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作出的各项承诺，没有写在纸上、停在嘴上，而是整改了、落实了，真正促进了作协的各项工作。在学习实践活动群众满意度测评中，无记名投票结果：群众满意度为98.79%。

作协主席铁凝近日表示：无论怎样质疑，中国作协的存在都有一万个理由。我曾擅自自作多情地替铁主席编造了一万个理由，但上述报告内容，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出，这个报告所述内容与作协这个组织有任何的关系。我一直以为作协这个组织就是组织大家搞点文艺创作的，原来不是，原来还有无记名投票，原来群众满意度还为98.79%，原来作协还要实践科学发展观——用科学来指导文学，一定是中国作协对古往今来所有文学艺术的最大贡献。

作家最会编故事，所以作协开会这事还有新故事。这次作协是在重庆某五星级酒店开会，住得房间比较高级，进食标准比较高级，这下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不乐意了，纷纷指责西南这么干旱，你们这些个御用文人还极尽挥霍，“一席宴更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”。我觉得网友的素质就是低，中国作协这么厉害的组织，凭什么就不能吃得好一点，住得好一点呢？虽然他们没写出好的作品，但人家创作的态度是科学的；虽然没几个人看过他们的文章，但群众满意度是98.79%；虽然他们还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但起码有人得过茅盾文学奖。

至于西南干旱，我觉得不能成为阻止作家们开会的理由。事实上李书记兼副主席报告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，像作协这种一年可以干20件大事的组织，求个雨，占个卦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，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科学，而且群众对此的满意度是98.79%。再说，李书记兼副主席的名讳是什么？记住，人家叫李冰，跟搞出千古水利工程都江堰的那个李冰同名同姓。你以为这是偶然的吗？难道没有体现中央运筹帷幄未卜先知的大智慧吗？

一个伟大的组织，花了点小钱，开了一个决胜千里的大会，“向社会传达了我国文学繁荣发展的信息”——就这么一点小事，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到处渲染，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。所以今天我很欣喜地看到，不识时务的《重庆时报》做出了反应，头版刊文向中国作协致歉，并毅然解聘了记者张晓禾。

我觉得这信写得真好，值得反复研读：

致中国作家协会的致歉信

中国作家协会：

3月30日，本报28版刊登的《作家团：先订了总统套房 张信哲：只好住普通套房》一稿严重失实，使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受到无端指责，给中国作协造成了极大伤害，也严重影响了重庆形象和我市媒体声誉。在此，我们向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郑重道歉！

中国作协七届九次主席团会、七届五次全委会在重庆召开，众多全国一流作家会聚重庆，是中国作协对重庆的重视和青睐，对重庆文学事业的大力支持，是重庆文坛的一件盛事。作为重庆的一家媒体，本应负责任地当好东道主，充分报道此次会议盛况，宣传会议丰硕成果，展示众多名家风采，以表达重庆人民的热忱和情谊。市委宣传部对此次会议的宣传报道也作了总体安排并提出明确要求。但是，没有引起我们足够重视。编委会在总体安排、报道策划、组织实施、人员调配上不到位，致使报道方向出现严重错误，完全背离了会议主题；记者在采访中道听途说，不深入了解、不认真核实，导致基本事实严重失实；值班编辑不仅不从稿件选题和内容上严格审核，反而采用娱乐化对比手法包装新闻，版面编排导向错误；值班副总编政治敏锐性不强，政治责任感缺乏，没有严格把关，致使失实报道见报；加之该报道经过其他媒体和网络转载放大，给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，教训十分深刻，我们深表痛心和自责。稿件见报后，本报对此高度重视，深刻反思，经认真调查核实，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了严肃处理：主要撰稿记者予以解聘；联合署名的另一记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；文娱新闻室主编予以免职；分管副总编辑停职检查；总编辑作出深刻检查。

我们将深刻吸取这一教训，举一反三，亡羊补牢，坚持“政治家办报”原则，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，增强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，坚决克服新闻娱乐化倾向，将正确的办报理念和编辑思想贯穿到新闻采编的每一个环节；狠抓领导班子和采编队伍建设，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、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“三项学习教育活动”，造就一支政治强、业务精、纪律严、作风正的采编队伍；狠抓内部管理和制度建设，按照媒体转型提档升级的目标要求，层层抓落实，人人负责任；在今后的宣传报道工作中，切实履行新闻媒体的神圣职责，见微知著，防微杜渐，杜绝类似事件再度发生。

这起严重报道错误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。今后，我们将大力宣传中国作协及作家们以优秀作品反映现实、讴歌时代，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巨大努力；大力宣传作家们深入实际、深入基层、深入群众进行创作，勇于担当社会与人文责任的感人事迹；大力宣传中国作协为弘扬优秀民族文化、展示当代中国风采、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，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作协和作家们的辛勤劳动、丰硕成果鼓与呼。

再次向中国作协和与会作家致以深深的歉意！

重庆时报社
2010年4月11日

一封道歉信，好生彰扬了作家的威风。时代真的不同了，过去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说不清，现在谁跟秀才做对一阵子，秀才让他痛苦一辈子。大快人心！真好。

以前看《审死官》，周星驰戏罢百官，问梅艳芳：“老婆，这一票是什么人？”梅艳芳说：“官啊！”周星驰哈哈大笑：“哇？官啊！官啊！”今天我也好想说哈哈说两句：“作家啊！作家啊！”作为一个在孩提时代无限景仰作家的人，我今天以个人的名义对这个社团致以最大的敬意。

此致。敬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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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要求送一首歌：唐朝《太阳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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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有部电影挺火，叫《艋钾》。电影我还没看，但大体知道一些情况。前几天在尹丽川的博客看到一篇小文章（这里），说的是这部电影。她说：

《艋钾》里的少年仍旧孤单，所以宁愿为知己者死。黑帮老大一如台湾电影传统里的亲切平常，和少年坐在街边啃鸡腿，相信“人做事天在看”，相信有“天”。

生出心疼，生出感慨。台湾电影终究是有血脉，有传承，电影里的人物即是明证。少年也好，老人也好，都活在真切的空间，家族感历史感人情世故，仍旧是围坐在一桌吃饭。

即便加重了暴力和戏剧性，《艋钾》依然处处流露出情怀：对过往的尊重。从前是情义，如今是规则——教父如此，美国往事如此，当然事实不一定如此。可从这样的角度切入故事，往往令人唏嘘。每个人都被现世现实压在身下，只有回到想象中的过去，才有抒情的可能。

我喜欢这篇短文，尤其喜欢最后一句：（因为如今的）每个人都被现实压在身下，（所以）只有回到想象的过去，才有抒情的可能。

想起我也有很多很久没有抒过情了，是被现实压在身下呢？还是离开过去太远了呢？

当年读书，老师教我们记叙、描写、说明、议论和抒情。几种表达方式中，我最爱抒情，无论是热爱祖国大好河山，还是感谢国家感谢党，都能确保政治正确，作文即使写差了，老师也不敢扣太多分。

其实除了写作文欺骗老师，我平时很少抒情，这主要缘于我性格过于腼腆。这就是说，我心里是有情的，但不太好意思抒发出来。这也就是说，我其实是一个闷骚的人。去年十一，我们大学同学毕业十年聚会，根据部分同学的意见，诸同学里就数我的变化最大，他们认为从前的我最腼腆，现在的我最不要脸。我并不认可他们的评论，我还是从前的我，只是现在敢于将内心的情绪宣之于口罢了。

虽然我现在以不要脸著称，敢于表达任何的感觉，但这些表达并不是抒情。众所周知，诗人里面不乏流氓，但流氓里面的诗人并不少。事实上，我越来越怯于抒情了。也许正如尹丽川的博文所说的那样，只有回到过去，才有抒情的可能。

现在我自己写文章，基本不用感叹号。感叹号在我看来，仿似一个浓妆艳抹偏又一惊一乍的女人，不适合出现在正常的生活中，精神病院才是她的归属。我有时给别人修改文章，首先就使用word中的替换功能，将所有感叹号替换成句号。有次看到一篇文章，替感叹号平反，说激昂时该感叹还得感叹。这种观点是我不同意的，我总觉得，在某个年纪，某个年代，感叹号是可以消灭的。

读大学的时候我经常买一本叫《散文》的杂志，那时我觉得要写好文章，还得正二八经看看大家的东西。这本杂志我买过很多，基本没看，因为我发现把文章写得最无趣的人原来都在写散文。散文里面专门有一个门派，叫抒情散文，这是我最见不得的。一个人外公外婆去世了，抒抒情也属难免，但长期抒情，未免让人怀疑他们家死去的亲戚是不是太多了点。

我总觉得，《诗经》的年代是抒情的年代，唐诗是抒情的年代，宋词也是抒情的年代，但程朱理学的宋代就不是了，元代不是，明代不是，清代不是，民国不是——悲哀的是，现在也不是一个适合抒情的年代。看到动辄抒情的人，总觉得心头发冷。不知道是他们太单纯，还是我太邪恶。

今天下午我在三环路上开车，看到前方的天空照例是让人喘不过气的灰蒙蒙。这时听到电台里有人点歌：今天周末，太阳那么好，天空那么蓝，所以心情很好……我就想，抒情这种表达方式将会永久存在，因为活见鬼的人会永久存在。

上周日，全球华语榜中榜颁奖礼在成都举办。第二天有个同事激动地说，太好看了，“你能想到的明星都来了”。我怀疑地问：张国荣也来了？——张国荣当然没有来，我之所以说起这件事，旨在说明在已经去世的那么多明星中，让人最不能忘怀的，是哥哥张国荣。

今天是四月一日，除了是党员的节日外，还是张国荣七周年的忌日。我挺想写点深情的文字献给他，可惜实在写不出来，一方面是因为才思枯竭，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从当年到现在，我从来没有多喜欢他。据我所知，在文艺青年的圈子里，喜欢偶像明星的都是可耻的，但喜欢张国荣的除外。对不起，我的兴趣取向不幸与之相反，这种取向常常让我自卑。

七年前的今年，我在骑车上班的途中买了一份报纸，突然看到头版有个大版面图片新闻，说张国荣跳楼身亡。那一刻和那一天我都很震惊，一个天王级别的明星居然自杀，这大大超出了当时的我对生活的理解程度。这几年，当我自己也或强或弱生出若干次类似的念头后，我才慢慢懂得，结束自己的生命，有时也并不是一种可耻或软弱的行为。

过了几天，我在当时5460同学录上留过一段话，刚才查了一下，是4月19号写的，内容是：

说到玻璃，不由想起张国荣。

张国荣的死，带给我的震惊超过以往。回想我们班男生里面，最爱张国荣的是吴老二，其次可能还有范老幺，而最不喜欢张国荣的，可能是我，不是因为他是玻璃，而是因为其他。等他亲自证明自己是同性恋后，我反而对他多了点好感，起码他很特别。

86年的张国荣已经步入而立之年，但《英雄本色》里的他稚气未脱，现在看来让人感慨。又记得当初有人评论说，《春光乍泄》的卖点就是40岁的张国荣的细皮嫩肉的屁股。因此总觉得张国荣年轻依旧。

商报上说，金像奖上四大天王合唱哥哥的《当年情》时，台下的周润发眼睛也微微湿润了。这个细节是张国荣铺天盖地的报道中最让我惊心的一句话：《当年情》是《英雄本色》的主题歌，于是又想起《纵横四海》，想起高一时和几个朋友到电影院看这部电影时单纯的快乐，想起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那些质量参差不齐香港警匪片，想起那些青葱岁月，想起那些老朋友。

张国荣享年46岁，多么让人触目惊心的一句话。《倚天屠龙记》中说：花开花落，花落花开。少年弟子江湖老。

写上面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刚刚步入这个社会没几年，正处于人生最娇艳的年纪，心态也很激昂风骚，所以现在看来这些话很有装B的成份，起码现在的我是不好意思抒发这种赤裸裸的感慨。大概这就是所谓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和却道天凉好个秋吧。

张国荣的死，是娱乐圈少有的重磅事件，媒体当然也是卯足了劲去采写新闻。可以想象，只要不是官方媒体，都会以悱恻的基调处理这条新闻。当时成都商报派了一个记者去香港，发回来的稿子的感觉，就跟中了500万却弄丢了彩票一样，有一种说不出的积郁和忧伤。后来我认识了这个记者，他已经换了一个拉广告的经营部门，再见他，已经是一个谈笑风生的广告公司老总。每次见到他，我都想起黑白报纸上张国荣的大幅头像，以及一些缠绵悲伤的文字，总觉得，那不应该是他写出来的。

今天新浪娱乐做个专了专题，叫《7年，我们忘不了，继续张国荣》，文中提到2009年的最后一天，香港电台公布了“香港人最爱香港的理由”选票结果，排在第一位的理由是“有张国荣”，紧跟在后面的三位才是“美食天堂”、“交通方便”、“购物天堂”。这当然是不够客观的结论，不过让人挺感动，觉得香港人实在很长情，很有人情味。

张国荣之所以受到这么多文艺青年的推崇，一个原因是他死了。说实话哥哥复出歌坛对他自己实在是一个悲剧，那时四大天王的如日中天，加之他嗓子的严重退化，使他在歌艺和歌路上比巅峰时期逊色了不止一筹。而当他以自己的方式突然离去，一下子让人们想起他所有的精彩与不同。而另外一个让哥哥至今还为很多人铭记怀念的原因，是他身上确实有着某种不同于普通商业明星的气质。我看过无数很多诗人的照片，但没有一个比张国荣更像诗人的。

我是在张国荣去世后，才集中听了些他的歌。喜欢其中几首慢歌，尤其是《共同渡过》和《有谁共鸣》。特别喜欢“夜阑静，问有谁共鸣”这句词。我觉得能在夜阑静问有谁共鸣的人，就是能让我共鸣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