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些浅薄之辈,那些狂妄之辈

《射雕英雄传》倒数第二回叫“是非善恶”,其中有这么一段情节:

裘千仞脸色惨白,眼见凶多吉少,忽然间情急智生,叫道:“你们凭甚么杀我?”那书生道:“你作恶多端,人人得而诛之。”裘千仞仰天打个哈哈,说道:“若论动武,你们恃众欺寡,我独个儿不是对手。可是说到是非善恶,嘿嘿,裘千仞孤身在此,哪一位生平没杀过人、没犯过恶行的,就请上来动手。在下引颈就死,皱一皱眉头的也不算好汉子。”

各人给裘千仞这句话挤兑住了,分别想到自己一生之中所犯的过失:

一灯大师长叹一声,首先退后,盘膝低头而坐。渔、樵、耕、读四人当年在大理国为大臣时都曾杀过人,虽说是秉公行事,但终不免有所差错。周伯通与瑛姑对望一眼,想起生平恨事,各自内心有愧。郭靖西征之时战阵中杀人不少,本就在自恨自咎。黄蓉想起近年来累得父亲担忧,大是不孝,至于欺骗作弄别人之事,更是屈指难数。

裘千仞见几句话将众人说得哑口无言,心想良机莫失,正准备脚底抹油,突然山石后飞出一根竹棒,原来是九指神丐洪七公到了。裘千仞骂道:“臭叫化,你也来多事。论剑之期还没到啊。”洪七公道:“我是来锄奸,谁跟你论剑?”裘千仞道:“好,大英雄大侠士,我是奸徒,你是从来没作过坏事的大大好人。”这时我们看洪七公是怎么说的:

“不错。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,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,若非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,就是大奸巨恶、负义薄幸之辈。老叫化贪饮贪食,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。裘千仞,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!”

这番话大义凛然,裘千仞听了不禁气为之夺,加之洪七公后来一番大义凛然的训导,差点让裘千仞调崖自杀。

我第一次读射雕时还在念初一,那时的我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,世界在我眼里是黑白分明、是非昭然的。所以洪七公这话我很欣慰,裘千仞你丫一大坏蛋以为几句话就能逃脱正义的制裁么,自有我们洪七公这样的魔鬼终结者来终结你的罪恶。你看洪七公爷爷,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,可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。“不冤枉一个好人,不放过一个坏人。”这情怀,这追求,不但是丐帮杰出的帮主,而且简直是我党公安精神的奠定者啊。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:长大一个要成为一个像洪七公那样的人,做一个著名的乞丐。

因为喜欢金庸,我中学读过两三遍《射雕英雄传》,每次读到这里都很欣慰,不冤枉一个好人,不放过一个坏人,武侠世界里正因为有洪七公这样的正义化身,才能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。

大概过了几年,我念高中了,有一次我无意从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段话,经查来自一个叫方瑜的报人:

洪七公生平没有错杀一个人,对洪七公的话我非常震惊,原因是人类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人,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,杀的人绝对百分之百该杀。有这样大的信心,如果是一个政治人物,一定会造成政治悲剧……

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,当时的我跟当时的很多高中生一样,还是一个愣头青,或者说是一个二百五,所以对这话我相当不以为然:没有洪七公,裘千仞就跑了啊;好人不发威,坏人就为所欲为了啊;没有正义化身,必然邪恶当道啊。对七公这样的人,我们追捧还来不及,敬若神明还来不及,怎么能批评,更怎么能批判呢,太让人义愤填膺了。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啊。

在上面所说的,是过去的事。毫不脸红地说,与十几二十年前的那个我相比,现在的我不会那么幼稚了。对于世界的认识,基本摆脱了一根筋到底的状态。这世界有很多颜色,并非除了白就只有黑。这世界有很多标准,并非除了是就只有非。无论是谁,永远都不能触及世界的尽头,都无法掌握全部的真相。一切尽在掌握,这只能是一句广告语,谁真以为一切尽在掌握,那他要么是自大狂,要么是神经病——而自大狂其实也是一种神经病。

这话还可以反证一下。如果真有一个人知道天上地下所有的事情——经常看电影的人都知道,“你知道得太多了”后只有一个下场,那就是“砰”的一声。可见,只要你还活着,就那意味着总有一些秘密你还不知道。

因为对世间真相的了解总是有限的,所以一个人把自己当作正义的化身是很可笑的,如果这是一个政治人物那就是很可怕的。但更可怕的是,除了他本人之外,追随者也将他当成正义的化身。如果太多人把一个人视若神明,那可以推断,只要这个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——这肯定是难以避免的——那就会带来一场悲剧。这样的例子有很多,我相信你懂的。

说了这么多,我还是要说说韩寒和方舟子的事,但诉求点其实又与他们毫无关系。

因为对文字本身的敏感,加之看遍韩寒所有的小说和博客,所以我不认为韩寒有代笔。但现在我要说的,与是否有代笔无关。出于对一个人名誉权和职业生命的尊重,我不认可方舟子等人对韩寒基于文本分析的质疑,但现在我要说的,与能否质疑也无关。——我要说的是,为什么有的人从一开始所谓的“合理质疑”,慢慢变成强硬的事实判断了。

在此次韩方大战中,有两种论调,分见于不同的人群,或者同一人群的前后判断:

论调一:我怀疑韩寒的文章有人代笔,你看证据一,证据二……

论调二:韩寒这个骗子,欺世盗名的人,中国文坛最大的骗局制造者……

对于第一种论调,我个人觉得可笑,而对于第二种论调,我则觉得可悲。这种自以为是,让我反复想起了上文所述的洪七公。如果说小说里的洪七公多少有点可爱的话,持后面这种论调的人则让我毫无好感。洪七公自认为正义化身,相信他杀的人百分百都是该杀的——那万一有被冤枉的呢。只要他错杀了一个,他这一辈子其他表现再光辉又能如何。你把自己搁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,认定韩寒是骗子——但你想过没有,万一他真的不是呢。如果他不是,你将如何自处。

韩寒也好,其他人也罢,都不是不可以质疑。但仅凭自己的调查、想象或推断,就不由分说给其戴上骗子、该杀、欺世盗名、罪大恶极等帽子,这是一种何等的无畏无知。更有甚者,明明什么都不知道,却盲从于别人的调查、想象或推断,高呼打倒叛徒、内奸、工贼,这又是何等的麻木无知。

小说里的洪七公以为自己掌握着正义,所以毫不客气地杀了二百三十一个该杀的人。现实里的红旗公以为自己掌握着真理,所以底气十足地将别人拽上祭台。说真的,这种水平还停留在我高中的阶段,这种行径在现在我看来实在过于冒险。未有成熟的判断程序并实现程序正义之前,靠个人替天行道,我觉得不但是一种鲁莽,还是一种罪恶。

最后看看王小波曾经说过什么:

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《巴巴拉少校》,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: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,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。这个年轻人在科学、文艺、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,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:会明辨是非。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,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、政治家、哲学家,怎么你什么都不会,就会一个明辨是非?

我年轻时所见的人,只掌握了一些粗浅(且不说是荒谬)的原则,就以为无所不知,对世界妄加判断,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。

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,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,虽然有狂妄之嫌,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。

真正的君子知道,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,未必是公平的;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。

无论如何,萧翁的这些议论,对那些浅薄之辈、狂妄之辈,总是一种解毒剂。

我不肯定这世界有没有所谓的真理,因为我觉得真理和假相总是相伴而生的。就算这世界真的有一些真理吧,我想它们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,也可能掌握在多数人手里,但一定不会掌握在武断者——也就是小波所说的那些浅薄之辈、狂妄之辈——的手里。受小波的影响,我也喜欢用“解毒剂”一词。我是真的希望这些话对某些朋友来说,也能是一副解毒剂。

你说呢?

我的新浪微博:这里

我的师承

 

今天上午,正当我勤奋工作日理万机之际,一个人突然从我的QQ上弹出,在如愿以偿地从我这里要到一个知乎的邀请码后,怀着一颗感恩的心,给我戴上了一顶感天动地的高帽:这位24岁的小伙子说高中开始就很崇拜我,我算是他的精神导师。在我被这轰天巨雷劈得还没晕过去之前,他将高帽砍了一截:“说得有点夸张,但是一直追你的博客看,潜移默化地就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。”

我知道,任何人看到上面这段话都会被相同的雷劈得里嫩外焦,所以我不得不另起一段,让不幸被雷劈到的人得以缓一口气。

说真的,这位小朋友的话马力之强,足以颠覆我三十多年才形成的人生观。为了准确掌握自己的份量,我不顾办公室人多眼杂,当即脱光衣服,跨上磅秤,一看,哟,最近足足瘦了10斤,只有240斤了。就凭这份量,顶多只能当当肉体导师,精神上的事已经与我无关。

我这才安了心。

于是我继续勤工工作日理万机,正日得热火朝天的时候,看到章诒和在微博上转发了一个帖子,说王小波是这个时代的真正自由的人,特立独行的作者,思想者。这段话又勾起了我的伤感,如果可以的话,我真想点开王小波的QQ头像,对他说:“我从大学就开始就很崇拜你,你算是我的精神导师,你潜移默化地就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。”

可惜,我永远不会有王小波的QQ号码。不但我没有,这世界谁都不会有。他去世的1997年,世上还没有QQ。

与很多王小波的读者不同,他还没去世的时候,我就开始喜欢了他,原因是《小说界》上一篇删节版的《红拂夜奔》。可是我对这个作者遥远的喜欢,只伴随了王小波两个月的时间。他在1997年4月11日猝死。

我相信,当年每一个喜欢读书写字的少年,多多少少都受到过王小波的影响,他死后为数众多的门下走狗即是明证,其中成就最高的走狗当属蔡春猪(@爸爸爱喜禾),他的一篇《手淫时期的爱情》也算风靡一时。1997年的时候,我20岁,不再算是少年,但仍旧不可避免地被他影响了。最直接的影响,是写文章的文风、态度、语气,当然更明显的一些模仿痕迹极重的遣词造句。

在那时的我看来,写文章是一件很刻意的事。态度上刻意,语法上刻意,词句上刻意,立意上刻意。比方说要写议论文或杂文,不凑上二十个排比句就感觉无法见人。我自己感觉那时喜欢写点文章来怡情的人,个个都做好了用每一篇文章来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准备。而王小波的小说,尤其是他的杂文,却做出了另外一种示范,原来随和的、平淡的、有趣的、娓娓道来的文章,更能显示一个人的气度和见识,也更能折服人。

其实就文笔来说,王小波是一流的,但也不是最顶尖的。李银河说希望李敖来比比,我个人感觉李敖的文笔要强胜不少。但文笔这东西始终不是最重要的,就像唱歌,有的人技巧高超,但唱出来还是聒噪。又像设计,有的设计师各种设计软件运用如飞,但设计出来的还是垃圾。文字这东西,目的是让读者舒服,而不是让读者感慨:操,这八级钳工的手艺太好了。

文章的意义是什么?小波很多次拨乱反正。他最大的观念是反对无趣,鼓励有趣而无害的生活。他说,对有些文章来说,有趣是它应该达到的标准,对有些文章来说,有趣是它存在的意义。不矫情地说,这个观点对我的影响最大,以至于我给自己博客取的副题都是“用有趣对抗无趣”。生活是平淡的,世界甚至是残酷的,只有努力做个有趣的人,努力创造和传播有趣的内容,才能给自己、给别人以最好的交代。

文章虽然是千古事,但比文章更重要的,是做一个自由的人,一个思想上不被禁锢,奔放自由的人。我那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热爱王小波,现在才有点想明白了。对当年那个还相信《新闻联播》的我来说,王小波的出现不啻是一副解毒剂。囿于环境,小波没说过任何所谓反动的话,但他看待问题的角度,他小说内容的恣肆,让我隐约察觉到世界或许并非此前所知的那么单纯,真理也并非只有一个。人活着,应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,一种独立的思想。

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,才算没有辜负上苍给予的那副躯壳。独立思考,甚至比有趣还要重要。

作为一个华语流行音乐的爱好者,我在仓促写下这篇文章的同时,突然想到了黄舒骏的那首《改变1995》。这首用以怀念1995年去世的音乐人杨明煌的歌,发表于2001年,歌词道尽世间沉浮和人世感慨。现在,距离2001又过去十年,距离小波去世更有十四年。十四年,除了互联网外,这个世界不但似乎没有变得更好,反而又加速堕落的趋势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相信《新闻联播》,习惯自己在墙内墙外打量世界。这当然不是王小波的功劳,但我相信是他愿意看到的局面。

查了一下,我的独立博客有27篇文章提到过王小波。在这样一个开始降温的冬夜,我乐意第28次说起王小波,我的一位老师。小波曾经写过一篇“我的师承”,好吧,那我这篇也叫这个名字。

易经的奥秘

众所周知,中国文化博大精深,经典著作浩如烟海,其中最让国人引以为傲、让世界膜拜不已的,是我们的“五经”,分别为《易经》、《黄帝内经》、《洗髓经》、《九阴真经》和《玉女心经》。其中排名靠前,震古铄今,冠绝全球的,正是《易经》。

《易经》是一本古老而神秘的著作,我身边有几个朋友也在研究它,并时常在我耳边聒噪它的神奇和渊博。这让我很烦躁,别人说我不懂的东西我一向很烦躁。如果你说点《玉女心经》,我还可以耐着性子敏而好学,不耻下问,你说《易经》,叫我怎么听下去,我连要假装附和都不知道从何下嘴。

虽说对《易经》毫无认识也毫无兴趣,但昨天下午四川大学开了一个叫“易经的奥秘”的讲座,我还是欣然前去聆听了。我准备在那里读一个班,讲座属于课程之外的福利,如果不去,那是不给川大面子,不给校长面子,不给教授面子,更关键的是,是不给那笔学费面子。

主讲人叫曾仕强,此人来头不小,证据有三:其一,江湖人称“中国式管理之父,中国式管理大师,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”;其二,百度百科上有他的专页(这里);其三,上过“百家讲坛”,而且讲过两大课题(一个是《胡雪岩的启示》,一个是《易经的奥秘》)我们知道,没有两把刷子是进不到坛子的,除了大专及以上学历,而且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大专及以上学历外,在外貌、口才、气质上也要具备很高素养,起码也得是学者里面的演员,演员里面的学者才行。

我当即肃然起敬。

曾先生尽管七十多岁了,但思路和谈吐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准,一路纵横捭阖下去,把下面的人说得一愣一愣的,起码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。比方说:

  •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;
  • 中国的幸运数字是“九”。1919年,五四运动;三十年后的1949年,中国人站起来了;三十年后的1979年,中国人富起来了;三十年后的2009年,中国人神奇来了;再三十年后的2039年,中国人独霸全球;(说到“九”,我想起今年两部受到瞩目的电影,一部叫[九],一部叫[第九区]
  • 为什么台海关系变缓和了?因为上来一个人,名字叫马英“九”,如果叫马英八那就糟糕了。
  • 但是在2039年中国达到全球巅峰前,2035年世界会毁灭。想不毁灭怎么办?要靠易经指导科学,来拯救世界;
  • 全世界现在要在中国的带领下走向光明;
  • 中国带领全世界,不是我们的权利,而是我们的责任;
  • 全世界的一切智慧和一切事情的解决之道都可以在《易经》里找到;
  • 老子是跟高等智商的人解说《易经》,孔子是跟中等智商的人解说《易经》,墨子是跟普通智商的人解说《易经》;
  • 中国人的天性决定了中国是实行不了民主的。

当然,作为一个大家,曾先生说的有些话让我很认同,譬如他说人生不要到巅峰,到了巅峰,从此你走的就是下坡路。他有些话让我很感慨,譬如他说“一切有定数”,你辛苦一辈子,努力一辈子,;临了你才会知道,自己的定数是什么。这番话由有一个老人说出,着实让人心中忐忑和敬畏。但他有些话让我无法接受,譬如上面列举的这些。我也不敢说他在瞎扯淡,因为毕竟他懂《易经》而我对其一无所知。《易经》是一本如此神奇的书,也许有慧根的人就是能在字里行间看出端倪征兆呢。

在曾老先生说出上面这些话语的时候,我一直在冷笑。之所以带着不敬,怀着质疑,生出反感,除了基于自己的理性,还源于王小波某些文章的“教唆”。我有事没事一直在看小波的杂文,现在看起来的感受比当年读大学时要深厚得多。小波说:“任何一门学问,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,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,就可以挟之以自重,换言之,让大家都佩服你;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,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。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,会成个什么样子,实在难以想像。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,更是难以想像。古宅闹鬼,树老成精,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。就说国学吧,有人说它无所不包,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,虽然我很乐意相信,但还是将信将疑。”我觉得这番话才能代表中国人理性、正常、健康的思维。

推荐大家有空读小波的两篇文章,一篇是《我看国学》,一篇是《智慧与国学》。都是老文章了,但我觉得这些文章都像解毒剂,多看一看,多想一想,在理性上总有一些收获。

如果你长期收看《新闻乱播》或者阅读《人民日报》,你会由衷地感到,生活在当下的中国是多么“幸运”的事。别的不说,各种一百年才发生一次的事,都让我们密集地遇到了。诸如百年不遇的洪水,百年不遇的地震,百年不遇的雪灾,百年不遇的台风,百年不遇的泥石流,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,随时随刻出现在我们的媒体上,考验着大众的承载力和记忆力。

针对有人声称当年八个样板戏“都是伟大的作品,应该列入经典作品之列”,王小波这样评论:“这辈子碰上了八个戏,其中有两个是芭蕾舞剧,居然个个是经典,这种运气好得让人起疑。根据我的人生经验,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,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,这种说法准不对,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。”受小波的启发,我斗胆认为,现在碰上一种叫做“百年不遇”的可疑说法,这种说法对某个机构又过于有利——我们周遭所有的不幸皆来源于“百年不遇”这种天灾,而非人祸——这种说法准不对,它是他们编出来骗我们的。

现在,随着某种天文奇象的即将出现,百年不遇升级五倍。7月22日,也就是明天,五百年一遇的日全食即将上演。五百年啊,多么惊人的时间跨度,当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悠悠岁月,也只见过一次这种奇观。而康熙皇帝之所以“还想再活五百年”,大概也是为了亲眼目睹这一神奇景象吧。

不过五百年的概念尽管惊人,但我还是相信的。尽管我们的正府对各种天灾人祸的判断有自己独特的时间维度,但对天上的事情基本还是实事求是的,不然无法解释从长征一号到神舟七号所干的事情。

查了查资料,原来五百年的说法是相当有依据的。具体说,明天将是1814年至2309年近500年间,在我国境内全食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日全食。又有资料说,中国将成为2000多年来(具体说是2132年)时间最长的一次日全食东道主国家。

天文学书上说,日食每年至少会发生两次,但是出现在不同的地点,而日全食每两年会出现三次。在我的记忆里,唯一关于日食的事件发生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。搜索了一下,应该是1987年9月23日,那天中国新疆、内蒙、宁夏、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地区看到了一次日环食

插入一个提到“天文学的书”的歌,非常好听,陈奕迅的《想哭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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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日环食发生之前,学校已经做好了通知,每个人提前准备一个玻璃片,上面要涂满墨水。日环食出现前,学校操场上黑压压的都是人,每个人都手举玻璃,朝向太阳,尽情观赏。因为准备充分,我们尽情欣赏了全套日环食,不过此事不值一提。值得一说的是,因为墨水和玻璃销量陡升,结果本地一个玻璃厂和墨水厂双双跨入世界五百强之列。

今晚和几个朋友吃饭,有人说把明天的日全食当作一次世界末日的体验,因为届时天象将出现令人惊恐的变化。现在距离玛雅人2012年12月21日世界覆灭的时间,只有三年了,先来个体验也算不错。

不过在今晚闲聊的过程中,似乎他们都不知道日全食是不能用肉眼观测的,就是用墨镜或太阳镜也不行。我觉得这个常识盲点很要命,尽管距离世界末日只有三年多了,但真的猛士既然要“直面”惨淡的人生,就必须有双正常的眼睛。

不过我有过疑问,22年前我们可以用沾墨水的玻璃看太阳,22年后却没人提及这个观日土法。是太阳变猛了?是月亮孱弱了?还是时代进步了,土方失效了?

2009年7月22日的日全食带将会扫过以下主要城市
康定、雅安、乐山、成都、自贡、内江、遂宁、南充、重庆、达州、黔江、宜昌、荆门、荆州、江陵、沙市、孝感、咸宁、武汉、黄冈、鄂州、黄石、六安、合肥、安庆、池州、巢湖、芜湖、铜陵、黄山、宣州、马鞍山、湖州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、杭州、嘉兴、绍兴、上海、宁波、舟山

王小波评论滤霸、google被查等事件

我的电脑还没联网,也想过要和Internet联上。据说,网上黄毒泛滥,还有些反动的东西在传播,这些说法把我吓住了。前些时候有人建议对网络加以限制,我很赞成。说实在的,哪能容许信息自由地传播。但假如我对这件事还有点了解,我要说:除了一剪子剪掉,没有什么限制的方法。那东西太快,太邪门了。现代社会信息爆炸,想要审查太困难,不如禁止方便。假如我做生意,或者搞科技,没有网络会有些困难。但我何必为商人、工程师们操心?在信息高速网上,海量的信息在流动。但是我,一个爬格子的,不知道它们也能行。所以,把Internet剪掉吧,省得我听了心烦。

Internet是传输信息的工具。还有处理信息的工具,就是各种个人电脑。你想想看,没有电脑,有网也接不上。再说,磁盘、光盘也足以贩黄。必须禁掉电脑,这才是治本。这回我可有点舍不得——大约十年前,我就买了一台个人电脑。到现在换到了第五台。花钱不说,还下了很多工夫,现在用的软件都是我自己写的。我用它写文章,做科学工作:算题,做统计——顺便说一句,用电脑来做统计是种幸福,没有电脑,统计工作是种巨大的痛苦。但是它不学好,贩起黄毒来了,这可是它自己作死,别人救不了它。看在十年老交情上,我为它说几句好话:早期的电脑是无害的。那种空调机似的庞然大物算起题来嘎嘎作响,没有能力演示黄毒。后来的486、586才是有罪的:这些机器硬件能力突飞猛进,既能干好事,也能干坏事,把它禁了吧……但现在要买过时的电脑,不一定能买到。为此,可以要求IBM给我们重开生产线,制造早期的PC机。洋鬼子听了瞪眼,说:你们是不是有毛病?回答应该是:我们没毛病,你才有毛病——但要防止他把我们的商务代表送进疯人院。当然,如果决定了禁掉一切电脑,我也能对付。我可以用纸笔写作,要算统计时就打算盘。不会打算盘的可以拣冰棍棍儿计数——满地拣棍儿是有点难看,但是——谢天谢地,我现在很少做统计了。

除了电脑,电影电视也在散布不良信息。在这方面,我的态度是坚定的:我赞成严加管理。首先,外国的影视作品与国情不符,应该通通禁掉。其次,国内的影视从业人员良莠不齐,做出的作品也多有不好的……我是写小说的,与影视无缘,只不过是挣点小钱。王朔、冯小刚,还有大批的影星们,学历都不如我,搞出的东西我也看不入眼,但他们可都发大财了。应该严格审查——话又说回来,把Internet上的通讯逐页看过才放行,这是办不到的;一百二十集的连续剧从头看到尾也不大容易。倒不如通通禁掉算了。

“文化革命”十年,只看八个样板戏不也活过来了嘛。我可不像年轻人,声、光、电、影一样都少不了。我有本书看看就行了。说来说去,我把流行音乐漏掉了。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,应该首先禁掉。年轻人没有事,可以多搞些体育锻炼,既陶冶了性情,又锻炼了身体这样禁来禁去,总有一天禁到我身上。我的小说内容健康,但让我逐行说明每一句都是良好的信息,我也做不到。再说,到那时我已经吓傻了,哪有精神给自己辩护。电影电视都能禁,为什么不能禁小说?我们爱读书,还有不识字的人呢,他们准赞成禁书。好吧,我不写作了,到车站上去扛大包。我的身体很好,能当搬运工。别的作家未必扛得动大包……

我赞成对生活空间加以压缩,只要压不到我。但压来压去,结果却出乎我的想象。

海明威在《钟为谁鸣》里说过这个意思: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,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。所以,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——它就是为你而鸣。但这个想法我觉得陌生,我就盼着别人倒霉。五十多年前,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:起初,他们抓共产党员,我不说话,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;后来,他们抓犹太人,我不说话,因为我是亚利安人;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,我不说话,因为我是新教徒⋯⋯最后他们来抓我,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。众所周知,这里不是纳粹德国,我也不是新教牧师。所以,这些话我也不想记住。

注:本文原名“从Internet说起”,写于十余年前,作者王小波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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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不久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看到一篇文章,作者在北大听戴锦华教授的课,听到戴教授盛赞林白的《一个人的战争》,就发问道假如你有女儿,想不想让她看这本书?戴教授答曰否。于是作者以为自己抓到了理,得意洋洋地写了那篇文章。读那篇文章时,我就觉得这是一片歪理,因为同样的话也可以去问谢晋导演。谢导的儿子是低智人,笔者的意思不是对谢导不敬,而是说假如谢导持有上述文章作者的想法,拍电影总以儿子能看为准,中国的电影观众就要吃点苦头。大江健三郎也有个低智儿子,若他写文章以自己的儿子能看为准绳,那就是对读者的不敬。但我当时没有作文反驳,因为有点吃不准,不知戴教授有多大。倘若她是七十岁的老人,儿女就当是我的年龄,有一本书我都不宜看,那恐怕没有什么人宜看。昨天在一酒会上见到戴教授,发现她和我岁数相仿,有儿女也是小孩子,所以我对自己更有把握了。因为该文作者的文艺观乃是以小孩子为准绳,可以反驳他(或者她)的谬见。很不幸的是,我把原文作者的名字忘了,在此申明,不是记得有意不提。

任何社会里都有弱势群体,比方说,小孩子、低智人──顺便说一句,孩子本非弱势,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势得很。以笔者为例,是一绝顶聪明的雄壮大汉,我妈称呼我时却总要冠个傻字──社会对弱势人群当有同情之心。文明国家各种福利事业,都是为此而设。但我总觉得,科学、艺术不属福利事业,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。这样关怀下去没个底。就以弱智人为例,我小时候邻居有位弱智人,喜欢以屎在墙上涂抹,然后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些图案。如果艺术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,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画的图案。倘若科学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,恐怕大家都得变成蜣螂一类──我对这种前景深为忧虑。最近应朋友之邀,作起了影视评论,看了一些国产影视剧,发现这种前景就在眼前,再看到上述文章,就更感忧虑。以不才之愚见,我国的文学工作者过于关怀弱势群体,与此同时,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奇特的弱势群体──起码是比观众、读者为弱。戴锦华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,难怪有人看她不顺眼。笔者在北大教过书,知道该校有个传统教室的门是敞开的,谁都可以听。这是最美好的传统,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。但不该是谁都可以提问。罗素先生曾言,人人理应平等,但实际上做不到,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识的领域……要在北大提问,修养总该大体上能过得去才好。

注:本文原名“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”,写于十余年前,作者王小波。     

愚昧的大多数

我们把中国的现实比喻成一个人吧,他身着漂亮的新衣,旁人啧啧称叹,一个小孩说:“哎呀,那衣服上有块污渍。”旁人立即斥责他:“愤青!”

我也偶尔发几句牢骚,表达对现实的某些不满,但每次总是立即招致围观群众评语:“愤青!”

在中国,如果你眼睛好,嘴巴大,随时会堕落为“愤青”。更要命的是,即使你什么都不说,但只要看那个说出真话孩子的眼光中暗带赞赏,还是会被为人善良、心态平和的人们打入另册。

本来呢,按照法律的解释,政府是我们“雇佣”的,我们每个人都有批评它的权利。但别人家批评政府那是行使公民权利,我们家批评政府那就是遭人唾弃的“愤青”——这还算程度最轻的,稍不留神,就会遭遇全世界首创的“诽谤政府罪”,还能享受天外飞仙般跨省缉拿的礼遇。

这说明了两个问题:第一,我们的政府很强大,是威武之师;第二,我们的人民很善良,是正义之师。

鲁迅说过:“我们自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但经过跨越数十年的精心灌输,我们终于认定有那么一些人,在过去是“中国的脊梁”,在现在是不知好歹的另类。

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承担着批判社会的职责,但在中国,因为某种洗脑和某种高压,知识分子大多只能批判群众或者同行。偶尔露点峥嵘,不但政府不高兴,群众还不乐意。群众不太有胆量说学者的坏话,但对学者的追随者,那是决计不会客气的,“愤青”二字凝聚着幸福群众对这些人的无限鄙弃之情。

不过我总觉得,“愤青”的帽子不是谁都可以戴的。那些叫嚣着要杀到东京去的,是愤青;那些宣称要抵制日货的,是愤青;那些强烈要求把日本女人全部强奸一遍的,是愤青。反观那些批评政府,揭露黑暗,激浊扬清的人,并不打算杀到某京去,不会瞎抵制某货,更没能力把某国女人全部宠幸,所以他们非但一点都不愤,相反他们还站在愤青的对立面。

总有人疑惑,罔顾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,吃饱了批评这个批评那个,这些人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?照我的理解,那些对现实冷嘲热讽的人,虽然开口闭口都是别人怎么好,我们怎么差,但骨子里其实是真正希望这片土地好的人。就像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里说的那样,魏晋时代本是崇尚礼教,但很多人以礼教为名多行不义,嵇康阮籍等人觉得他们“亵渎了礼教,不平之极,无计可施,激而变成不谈礼教,不信礼教,甚至于反对礼教。但其实不过是态度,至于他们的本心,恐怕倒是相信礼教,当作宝贝”。有人喜欢举着伟大光荣正确的旗帜,干些渺小卑劣错误的事,那些信奉正义的人,反而不知道举什么旗帜了,只剩下些风凉话。

这段时间我在重读《沉默的大多数》。王小波说:“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,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。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,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?”大学我曾经把这本书翻烂了,但注意的始终是王小波的文字风格,不少文章的意思始终不得其门而入,那时我常想:“老子天天有说不完的话,同学也天天有说不完的话,跟女同学更是恨不得天天情话绵绵到天亮。谁沉默了?”后来慢慢我才发觉,身边确实有一个庞大的沉默群体,包括自己在内,从来都是发不出任何声音的。我们被剥夺了一切言语的权利,因为有人给我们安排了发言人。

现在有了互联网,普通人终于能够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了。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,很多人的话,无论腔调、口吻还是内容,居然跟灌输者的人同出一辙。而且,他们的话并非违心之语,在思想上他们站在和灌输者一样的高度。他们不再沉默,他们开始附和。

原来,我们不但被剥夺了言语的权利,还被剥夺了思想的权利。隔三岔五地天上会掉下些思想、主义、理论、精神及重要讲话,我们不需要去思考,认真践行即可。所有人都禁止东想西想的,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,就是最大的爱国。”

我还是想起鲁迅的那句话:“中国自古只有两种人: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,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。”

 

矛盾文学奖

读小说,是我人生的一大爱好。我读过的世界名著很多,包括《金瓶梅》、《玉蒲团》、《灯草和尚》、《玉女心经》、《官人我要》(电影剧本)、《少女之心》(手抄本)等。因为饱受这些经典文学名著的浸淫,我略略培植了些微的骚人气质。

刚开始读小说的时候,我是来者不拒,兼容并蓄,只要看到纸上有片汉字,都会津津有味地看起来,看得多了,才慢慢分得出,有些字是好看的,有些字是无味的,还有些字是垃圾。这就像小朋友吃饭,刚开始给什么吃什么,慢慢人家就搞懂了,排骨是好吃的,白菜是难吃的,豆腐不是随便可以吃的。

具体说到小说,什么是好?什么是糟?我觉得有两个比喻可以参详一下:其一,小说像女人,女人的美和丑存在一个普遍得到认同的评判标准,选美冠军也许你不认为她是最美的,但一定不会太丑;其二,小说像情人,眼里出来的除了眼泪还有西施,没有最好的情人,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情人。我个人觉得小说更符合后一个比喻的情况,小说写出来不是用来比高下的,只有跟读者交流时,才能体现它的价值。阅读小说是个体的体验,就像对情人的感受,也许她未必符合选美的标准,但只要我觉得味道好,那就行了。

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,对情人的感情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当初娶乡下媳妇,也曾情投意合,后来进城一看,这里的女人更妖娆,再瞅自己的老婆,怎么就那么土。移情别恋不是高尚的情操,但却是一种真实的人性。我小时候看武侠,无论谁写的都觉得一样的精彩绝伦;到初中,才知道金庸古龙梁羽生写得更好;到高中,只能看金古梁加温瑞安,其他人的都看不下去;到大学黄易很流行,我找了几本来看,才十多页就弃之不读,文字太差了,纯粹是对我心理承受能力的考验。同样的道理,以前看《简爱》,多好的书啊,现在再看,读得下去,但不过尔尔。

到今天还有人在盲目地追读世界名著,老实说我一看到名著两个字就想笑。两百年前的美女到现在就是几根枯骨,追她还有什么意思。在小说阅读的趣味上,我宁愿自己是陈奂生,甚至是陈世美。

大约在十年前,我喜欢上了一种小说。因为是非专业人士,我不知道这种小说属于什么类型,一般这么跟别人说:就是那种故事性不强的。或者这么说:不是那种平铺直叙讲故事的。如果为了看故事,我可以去看曲折离奇的《故事会》或者波谲云诡的《知音》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种小说有一个归类,叫现代小说。

所谓现代小说,就是与经典小说想对应的一个概念。具体地说……我也说不清楚,用王小波的三段话来壮胆,这些话都能代表我的感受:

我对现代小说的看法,就是被《情人》固定下来的。现代小说的名篇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,而且极端精美,让读小说的人狂喜,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。

杜拉斯也说,《情人》经过反复的修改,每一段、每一句都重新安排过。

我还要说,我也爱好过古典文学;而在影视发达的现代,如果没有现代小说,托尔斯泰并不能让我保持阅读的习惯。

当然,并不是说现代小说比古典小说来得高级,只不过前者更讨我个人的喜欢。总的来说,古典小说早已攀过了巅峰,后来者不过在低位徘徊,而现代小说还存在着更多的可能性,不时给人带来突如其来的惊喜和撞击。可是如今的小说,绝大多数走的还是传统小说的路子,让人激动的、沉浸其中的、难以忘怀的,实在不多。

前不久评选出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,带给小说爱好者不再是失望,而是更大的失望。四个获奖作者,我都看过;四部获奖小说,我看过其中一部。迟子建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,但我没有勇气去读她的长篇。麦家的小说我读过,对我来说他是另一个黄易——拜托,直接可以当作电视剧剧本的小说也能获奖?这就是茅盾文学奖?

获奖的小说,不但没有一部现代风格的,而且据说也缺乏说服力。李敬泽也说:“近四年的文坛中,并没有诞生一部惊天动地的作品,好到让人觉得不获奖就没有天理。”既然如此,干嘛要生拼硬凑,而且是暗箱操作。没有服众的作品,那就空缺好了,自娱自乐的中国文坛名利场需要来点刺激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