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射雕英雄传》倒数第二回叫“是非善恶”，其中有这么一段情节：

裘千仞脸色惨白，眼见凶多吉少，忽然间情急智生，叫道：“你们凭甚么杀我？”那书生道：“你作恶多端，人人得而诛之。”裘千仞仰天打个哈哈，说道：“若论动武，你们恃众欺寡，我独个儿不是对手。可是说到是非善恶，嘿嘿，裘千仞孤身在此，哪一位生平没杀过人、没犯过恶行的，就请上来动手。在下引颈就死，皱一皱眉头的也不算好汉子。”

各人给裘千仞这句话挤兑住了，分别想到自己一生之中所犯的过失：

一灯大师长叹一声，首先退后，盘膝低头而坐。渔、樵、耕、读四人当年在大理国为大臣时都曾杀过人，虽说是秉公行事，但终不免有所差错。周伯通与瑛姑对望一眼，想起生平恨事，各自内心有愧。郭靖西征之时战阵中杀人不少，本就在自恨自咎。黄蓉想起近年来累得父亲担忧，大是不孝，至于欺骗作弄别人之事，更是屈指难数。

裘千仞见几句话将众人说得哑口无言，心想良机莫失，正准备脚底抹油，突然山石后飞出一根竹棒，原来是九指神丐洪七公到了。裘千仞骂道：“臭叫化，你也来多事。论剑之期还没到啊。”洪七公道：“我是来锄奸，谁跟你论剑？”裘千仞道：“好，大英雄大侠士，我是奸徒，你是从来没作过坏事的大大好人。”这时我们看洪七公是怎么说的：

“不错。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，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，若非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，就是大奸巨恶、负义薄幸之辈。老叫化贪饮贪食，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。裘千仞，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！”

这番话大义凛然，裘千仞听了不禁气为之夺，加之洪七公后来一番大义凛然的训导，差点让裘千仞调崖自杀。

我第一次读射雕时还在念初一，那时的我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，世界在我眼里是黑白分明、是非昭然的。所以洪七公这话我很欣慰，裘千仞你丫一大坏蛋以为几句话就能逃脱正义的制裁么，自有我们洪七公这样的魔鬼终结者来终结你的罪恶。你看洪七公爷爷，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，可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。“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不放过一个坏人。”这情怀，这追求，不但是丐帮杰出的帮主，而且简直是我党公安精神的奠定者啊。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：长大一个要成为一个像洪七公那样的人，做一个著名的乞丐。

因为喜欢金庸，我中学读过两三遍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每次读到这里都很欣慰，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不放过一个坏人，武侠世界里正因为有洪七公这样的正义化身，才能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。

大概过了几年，我念高中了，有一次我无意从一本书上看到这样一段话，经查来自一个叫方瑜的报人：

洪七公生平没有错杀一个人，对洪七公的话我非常震惊，原因是人类历史上有太多这样的人，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，杀的人绝对百分之百该杀。有这样大的信心，如果是一个政治人物，一定会造成政治悲剧……

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当时的我跟当时的很多高中生一样，还是一个愣头青，或者说是一个二百五，所以对这话我相当不以为然：没有洪七公，裘千仞就跑了啊；好人不发威，坏人就为所欲为了啊；没有正义化身，必然邪恶当道啊。对七公这样的人，我们追捧还来不及，敬若神明还来不及，怎么能批评，更怎么能批判呢，太让人义愤填膺了。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啊。

在上面所说的，是过去的事。毫不脸红地说，与十几二十年前的那个我相比，现在的我不会那么幼稚了。对于世界的认识，基本摆脱了一根筋到底的状态。这世界有很多颜色，并非除了白就只有黑。这世界有很多标准，并非除了是就只有非。无论是谁，永远都不能触及世界的尽头，都无法掌握全部的真相。一切尽在掌握，这只能是一句广告语，谁真以为一切尽在掌握，那他要么是自大狂，要么是神经病——而自大狂其实也是一种神经病。

这话还可以反证一下。如果真有一个人知道天上地下所有的事情——经常看电影的人都知道，“你知道得太多了”后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“砰”的一声。可见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就那意味着总有一些秘密你还不知道。

因为对世间真相的了解总是有限的，所以一个人把自己当作正义的化身是很可笑的，如果这是一个政治人物那就是很可怕的。但更可怕的是，除了他本人之外，追随者也将他当成正义的化身。如果太多人把一个人视若神明，那可以推断，只要这个人做出了错误的决定——这肯定是难以避免的——那就会带来一场悲剧。这样的例子有很多，我相信你懂的。

说了这么多，我还是要说说韩寒和方舟子的事，但诉求点其实又与他们毫无关系。

因为对文字本身的敏感，加之看遍韩寒所有的小说和博客，所以我不认为韩寒有代笔。但现在我要说的，与是否有代笔无关。出于对一个人名誉权和职业生命的尊重，我不认可方舟子等人对韩寒基于文本分析的质疑，但现在我要说的，与能否质疑也无关。——我要说的是，为什么有的人从一开始所谓的“合理质疑”，慢慢变成强硬的事实判断了。

在此次韩方大战中，有两种论调，分见于不同的人群，或者同一人群的前后判断：

论调一：我怀疑韩寒的文章有人代笔，你看证据一，证据二……

论调二：韩寒这个骗子，欺世盗名的人，中国文坛最大的骗局制造者……

对于第一种论调，我个人觉得可笑，而对于第二种论调，我则觉得可悲。这种自以为是，让我反复想起了上文所述的洪七公。如果说小说里的洪七公多少有点可爱的话，持后面这种论调的人则让我毫无好感。洪七公自认为正义化身，相信他杀的人百分百都是该杀的——那万一有被冤枉的呢。只要他错杀了一个，他这一辈子其他表现再光辉又能如何。你把自己搁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，认定韩寒是骗子——但你想过没有，万一他真的不是呢。如果他不是，你将如何自处。

韩寒也好，其他人也罢，都不是不可以质疑。但仅凭自己的调查、想象或推断，就不由分说给其戴上骗子、该杀、欺世盗名、罪大恶极等帽子，这是一种何等的无畏无知。更有甚者，明明什么都不知道，却盲从于别人的调查、想象或推断，高呼打倒叛徒、内奸、工贼，这又是何等的麻木无知。

小说里的洪七公以为自己掌握着正义，所以毫不客气地杀了二百三十一个该杀的人。现实里的红旗公以为自己掌握着真理，所以底气十足地将别人拽上祭台。说真的，这种水平还停留在我高中的阶段，这种行径在现在我看来实在过于冒险。未有成熟的判断程序并实现程序正义之前，靠个人替天行道，我觉得不但是一种鲁莽，还是一种罪恶。

最后看看王小波曾经说过什么：

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《巴巴拉少校》，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，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。这个年轻人在科学、文艺、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，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：会明辨是非。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，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、政治家、哲学家，怎么你什么都不会，就会一个明辨是非？

我年轻时所见的人，只掌握了一些粗浅（且不说是荒谬）的原则，就以为无所不知，对世界妄加判断，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。

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，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，虽然有狂妄之嫌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。

真正的君子知道，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，未必是公平的；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。

无论如何，萧翁的这些议论，对那些浅薄之辈、狂妄之辈，总是一种解毒剂。

我不肯定这世界有没有所谓的真理，因为我觉得真理和假相总是相伴而生的。就算这世界真的有一些真理吧，我想它们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也可能掌握在多数人手里，但一定不会掌握在武断者——也就是小波所说的那些浅薄之辈、狂妄之辈——的手里。受小波的影响，我也喜欢用“解毒剂”一词。我是真的希望这些话对某些朋友来说，也能是一副解毒剂。

你说呢？

我的新浪微博：这里

今天上午，正当我勤奋工作日理万机之际，一个人突然从我的QQ上弹出，在如愿以偿地从我这里要到一个知乎的邀请码后，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给我戴上了一顶感天动地的高帽：这位24岁的小伙子说高中开始就很崇拜我，我算是他的精神导师。在我被这轰天巨雷劈得还没晕过去之前，他将高帽砍了一截：“说得有点夸张，但是一直追你的博客看，潜移默化地就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。”

我知道，任何人看到上面这段话都会被相同的雷劈得里嫩外焦，所以我不得不另起一段，让不幸被雷劈到的人得以缓一口气。

说真的，这位小朋友的话马力之强，足以颠覆我三十多年才形成的人生观。为了准确掌握自己的份量，我不顾办公室人多眼杂，当即脱光衣服，跨上磅秤，一看，哟，最近足足瘦了10斤，只有240斤了。就凭这份量，顶多只能当当肉体导师，精神上的事已经与我无关。

我这才安了心。

于是我继续勤工工作日理万机，正日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看到章诒和在微博上转发了一个帖子，说王小波是这个时代的真正自由的人，特立独行的作者，思想者。这段话又勾起了我的伤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想点开王小波的QQ头像，对他说：“我从大学就开始就很崇拜你，你算是我的精神导师，你潜移默化地就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。”

可惜，我永远不会有王小波的QQ号码。不但我没有，这世界谁都不会有。他去世的1997年，世上还没有QQ。

与很多王小波的读者不同，他还没去世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喜欢了他，原因是《小说界》上一篇删节版的《红拂夜奔》。可是我对这个作者遥远的喜欢，只伴随了王小波两个月的时间。他在1997年4月11日猝死。

我相信，当年每一个喜欢读书写字的少年，多多少少都受到过王小波的影响，他死后为数众多的门下走狗即是明证，其中成就最高的走狗当属蔡春猪（@爸爸爱喜禾），他的一篇《手淫时期的爱情》也算风靡一时。1997年的时候，我20岁，不再算是少年，但仍旧不可避免地被他影响了。最直接的影响，是写文章的文风、态度、语气，当然更明显的一些模仿痕迹极重的遣词造句。

在那时的我看来，写文章是一件很刻意的事。态度上刻意，语法上刻意，词句上刻意，立意上刻意。比方说要写议论文或杂文，不凑上二十个排比句就感觉无法见人。我自己感觉那时喜欢写点文章来怡情的人，个个都做好了用每一篇文章来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准备。而王小波的小说，尤其是他的杂文，却做出了另外一种示范，原来随和的、平淡的、有趣的、娓娓道来的文章，更能显示一个人的气度和见识，也更能折服人。

其实就文笔来说，王小波是一流的，但也不是最顶尖的。李银河说希望李敖来比比，我个人感觉李敖的文笔要强胜不少。但文笔这东西始终不是最重要的，就像唱歌，有的人技巧高超，但唱出来还是聒噪。又像设计，有的设计师各种设计软件运用如飞，但设计出来的还是垃圾。文字这东西，目的是让读者舒服，而不是让读者感慨：操，这八级钳工的手艺太好了。

文章的意义是什么？小波很多次拨乱反正。他最大的观念是反对无趣，鼓励有趣而无害的生活。他说，对有些文章来说，有趣是它应该达到的标准，对有些文章来说，有趣是它存在的意义。不矫情地说，这个观点对我的影响最大，以至于我给自己博客取的副题都是“用有趣对抗无趣”。生活是平淡的，世界甚至是残酷的，只有努力做个有趣的人，努力创造和传播有趣的内容，才能给自己、给别人以最好的交代。

文章虽然是千古事，但比文章更重要的，是做一个自由的人，一个思想上不被禁锢，奔放自由的人。我那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热爱王小波，现在才有点想明白了。对当年那个还相信《新闻联播》的我来说，王小波的出现不啻是一副解毒剂。囿于环境，小波没说过任何所谓反动的话，但他看待问题的角度，他小说内容的恣肆，让我隐约察觉到世界或许并非此前所知的那么单纯，真理也并非只有一个。人活着，应该有一个自由的灵魂，一种独立的思想。

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，才算没有辜负上苍给予的那副躯壳。独立思考，甚至比有趣还要重要。

作为一个华语流行音乐的爱好者，我在仓促写下这篇文章的同时，突然想到了黄舒骏的那首《改变1995》。这首用以怀念1995年去世的音乐人杨明煌的歌，发表于2001年，歌词道尽世间沉浮和人世感慨。现在，距离2001又过去十年，距离小波去世更有十四年。十四年，除了互联网外，这个世界不但似乎没有变得更好，反而又加速堕落的趋势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相信《新闻联播》，习惯自己在墙内墙外打量世界。这当然不是王小波的功劳，但我相信是他愿意看到的局面。

查了一下，我的独立博客有27篇文章提到过王小波。在这样一个开始降温的冬夜，我乐意第28次说起王小波，我的一位老师。小波曾经写过一篇“我的师承”，好吧，那我这篇也叫这个名字。

众所周知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经典著作浩如烟海，其中最让国人引以为傲、让世界膜拜不已的，是我们的“五经”，分别为《易经》、《黄帝内经》、《洗髓经》、《九阴真经》和《玉女心经》。其中排名靠前，震古铄今，冠绝全球的，正是《易经》。

《易经》是一本古老而神秘的著作，我身边有几个朋友也在研究它，并时常在我耳边聒噪它的神奇和渊博。这让我很烦躁，别人说我不懂的东西我一向很烦躁。如果你说点《玉女心经》，我还可以耐着性子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你说《易经》，叫我怎么听下去，我连要假装附和都不知道从何下嘴。

虽说对《易经》毫无认识也毫无兴趣，但昨天下午四川大学开了一个叫“易经的奥秘”的讲座，我还是欣然前去聆听了。我准备在那里读一个班，讲座属于课程之外的福利，如果不去，那是不给川大面子，不给校长面子，不给教授面子，更关键的是，是不给那笔学费面子。

主讲人叫曾仕强，此人来头不小，证据有三：其一，江湖人称“中国式管理之父，中国式管理大师，全球华人中国式管理第一人”；其二，百度百科上有他的专页（这里）；其三，上过“百家讲坛”，而且讲过两大课题（一个是《胡雪岩的启示》，一个是《易经的奥秘》）。我们知道，没有两把刷子是进不到坛子的，除了大专及以上学历，而且是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大专及以上学历外，在外貌、口才、气质上也要具备很高素养，起码也得是学者里面的演员，演员里面的学者才行。

我当即肃然起敬。

曾先生尽管七十多岁了，但思路和谈吐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准，一路纵横捭阖下去，把下面的人说得一愣一愣的，起码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。比方说：

•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；
• 中国的幸运数字是“九”。1919年，五四运动；三十年后的1949年，中国人站起来了；三十年后的1979年，中国人富起来了；三十年后的2009年，中国人神奇来了；再三十年后的2039年，中国人独霸全球；（说到“九”，我想起今年两部受到瞩目的电影，一部叫［九］，一部叫［第九区］）
• 为什么台海关系变缓和了？因为上来一个人，名字叫马英“九”，如果叫马英八那就糟糕了。
• 但是在2039年中国达到全球巅峰前，2035年世界会毁灭。想不毁灭怎么办？要靠易经指导科学，来拯救世界；
• 全世界现在要在中国的带领下走向光明；
• 中国带领全世界，不是我们的权利，而是我们的责任；
• 全世界的一切智慧和一切事情的解决之道都可以在《易经》里找到；
• 老子是跟高等智商的人解说《易经》，孔子是跟中等智商的人解说《易经》，墨子是跟普通智商的人解说《易经》；
• 中国人的天性决定了中国是实行不了民主的。

当然，作为一个大家，曾先生说的有些话让我很认同，譬如他说人生不要到巅峰，到了巅峰，从此你走的就是下坡路。他有些话让我很感慨，譬如他说“一切有定数”，你辛苦一辈子，努力一辈子，；临了你才会知道，自己的定数是什么。这番话由有一个老人说出，着实让人心中忐忑和敬畏。但他有些话让我无法接受，譬如上面列举的这些。我也不敢说他在瞎扯淡，因为毕竟他懂《易经》而我对其一无所知。《易经》是一本如此神奇的书，也许有慧根的人就是能在字里行间看出端倪征兆呢。

在曾老先生说出上面这些话语的时候，我一直在冷笑。之所以带着不敬，怀着质疑，生出反感，除了基于自己的理性，还源于王小波某些文章的“教唆”。我有事没事一直在看小波的杂文，现在看起来的感受比当年读大学时要深厚得多。小波说：“任何一门学问，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，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，就可以挟之以自重，换言之，让大家都佩服你；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，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。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，会成个什么样子，实在难以想像。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，更是难以想像。古宅闹鬼，树老成精，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。就说国学吧，有人说它无所不包，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，但还是将信将疑。”我觉得这番话才能代表中国人理性、正常、健康的思维。

推荐大家有空读小波的两篇文章，一篇是《我看国学》，一篇是《智慧与国学》。都是老文章了，但我觉得这些文章都像解毒剂，多看一看，多想一想，在理性上总有一些收获。

如果你长期收看《新闻乱播》或者阅读《人民日报》，你会由衷地感到，生活在当下的中国是多么“幸运”的事。别的不说，各种一百年才发生一次的事，都让我们密集地遇到了。诸如百年不遇的洪水，百年不遇的地震，百年不遇的雪灾，百年不遇的台风，百年不遇的泥石流，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，随时随刻出现在我们的媒体上，考验着大众的承载力和记忆力。

针对有人声称当年八个样板戏“都是伟大的作品，应该列入经典作品之列”，王小波这样评论：“这辈子碰上了八个戏，其中有两个是芭蕾舞剧，居然个个是经典，这种运气好得让人起疑。根据我的人生经验，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，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，这种说法准不对，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。”受小波的启发，我斗胆认为，现在碰上一种叫做“百年不遇”的可疑说法，这种说法对某个机构又过于有利——我们周遭所有的不幸皆来源于“百年不遇”这种天灾，而非人祸——这种说法准不对，它是他们编出来骗我们的。

现在，随着某种天文奇象的即将出现，百年不遇升级五倍。7月22日，也就是明天，五百年一遇的日全食即将上演。五百年啊，多么惊人的时间跨度，当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悠悠岁月，也只见过一次这种奇观。而康熙皇帝之所以“还想再活五百年”，大概也是为了亲眼目睹这一神奇景象吧。

不过五百年的概念尽管惊人，但我还是相信的。尽管我们的正府对各种天灾人祸的判断有自己独特的时间维度，但对天上的事情基本还是实事求是的，不然无法解释从长征一号到神舟七号所干的事情。

查了查资料，原来五百年的说法是相当有依据的。具体说，明天将是1814年至2309年近500年间，在我国境内全食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日全食。又有资料说，中国将成为2000多年来（具体说是2132年）时间最长的一次日全食东道主国家。

天文学书上说，日食每年至少会发生两次，但是出现在不同的地点，而日全食每两年会出现三次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唯一关于日食的事件发生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。搜索了一下，应该是1987年9月23日，那天中国新疆、内蒙、宁夏、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山东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地区看到了一次日环食

插入一个提到“天文学的书”的歌，非常好听，陈奕迅的《想哭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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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日环食发生之前，学校已经做好了通知，每个人提前准备一个玻璃片，上面要涂满墨水。日环食出现前，学校操场上黑压压的都是人，每个人都手举玻璃，朝向太阳，尽情观赏。因为准备充分，我们尽情欣赏了全套日环食，不过此事不值一提。值得一说的是，因为墨水和玻璃销量陡升，结果本地一个玻璃厂和墨水厂双双跨入世界五百强之列。

今晚和几个朋友吃饭，有人说把明天的日全食当作一次世界末日的体验，因为届时天象将出现令人惊恐的变化。现在距离玛雅人2012年12月21日世界覆灭的时间，只有三年了，先来个体验也算不错。

不过在今晚闲聊的过程中，似乎他们都不知道日全食是不能用肉眼观测的，就是用墨镜或太阳镜也不行。我觉得这个常识盲点很要命，尽管距离世界末日只有三年多了，但真的猛士既然要“直面”惨淡的人生，就必须有双正常的眼睛。

不过我有过疑问，22年前我们可以用沾墨水的玻璃看太阳，22年后却没人提及这个观日土法。是太阳变猛了？是月亮孱弱了？还是时代进步了，土方失效了？

2009年7月22日的日全食带将会扫过以下主要城市
康定、雅安、乐山、成都、自贡、内江、遂宁、南充、重庆、达州、黔江、宜昌、荆门、荆州、江陵、沙市、孝感、咸宁、武汉、黄冈、鄂州、黄石、六安、合肥、安庆、池州、巢湖、芜湖、铜陵、黄山、宣州、马鞍山、湖州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、杭州、嘉兴、绍兴、上海、宁波、舟山

我的电脑还没联网，也想过要和Internet联上。据说，网上黄毒泛滥，还有些反动的东西在传播，这些说法把我吓住了。前些时候有人建议对网络加以限制，我很赞成。说实在的，哪能容许信息自由地传播。但假如我对这件事还有点了解，我要说：除了一剪子剪掉，没有什么限制的方法。那东西太快，太邪门了。现代社会信息爆炸，想要审查太困难，不如禁止方便。假如我做生意，或者搞科技，没有网络会有些困难。但我何必为商人、工程师们操心？在信息高速网上，海量的信息在流动。但是我，一个爬格子的，不知道它们也能行。所以，把Internet剪掉吧，省得我听了心烦。

Internet是传输信息的工具。还有处理信息的工具，就是各种个人电脑。你想想看，没有电脑，有网也接不上。再说，磁盘、光盘也足以贩黄。必须禁掉电脑，这才是治本。这回我可有点舍不得——大约十年前，我就买了一台个人电脑。到现在换到了第五台。花钱不说，还下了很多工夫，现在用的软件都是我自己写的。我用它写文章，做科学工作：算题，做统计——顺便说一句，用电脑来做统计是种幸福，没有电脑，统计工作是种巨大的痛苦。但是它不学好，贩起黄毒来了，这可是它自己作死，别人救不了它。看在十年老交情上，我为它说几句好话：早期的电脑是无害的。那种空调机似的庞然大物算起题来嘎嘎作响，没有能力演示黄毒。后来的486、586才是有罪的：这些机器硬件能力突飞猛进，既能干好事，也能干坏事，把它禁了吧……但现在要买过时的电脑，不一定能买到。为此，可以要求IBM给我们重开生产线，制造早期的PC机。洋鬼子听了瞪眼，说：你们是不是有毛病？回答应该是：我们没毛病，你才有毛病——但要防止他把我们的商务代表送进疯人院。当然，如果决定了禁掉一切电脑，我也能对付。我可以用纸笔写作，要算统计时就打算盘。不会打算盘的可以拣冰棍棍儿计数——满地拣棍儿是有点难看，但是——谢天谢地，我现在很少做统计了。

除了电脑，电影电视也在散布不良信息。在这方面，我的态度是坚定的：我赞成严加管理。首先，外国的影视作品与国情不符，应该通通禁掉。其次，国内的影视从业人员良莠不齐，做出的作品也多有不好的……我是写小说的，与影视无缘，只不过是挣点小钱。王朔、冯小刚，还有大批的影星们，学历都不如我，搞出的东西我也看不入眼，但他们可都发大财了。应该严格审查——话又说回来，把Internet上的通讯逐页看过才放行，这是办不到的；一百二十集的连续剧从头看到尾也不大容易。倒不如通通禁掉算了。

“文化革命”十年，只看八个样板戏不也活过来了嘛。我可不像年轻人，声、光、电、影一样都少不了。我有本书看看就行了。说来说去，我把流行音乐漏掉了。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，应该首先禁掉。年轻人没有事，可以多搞些体育锻炼，既陶冶了性情，又锻炼了身体这样禁来禁去，总有一天禁到我身上。我的小说内容健康，但让我逐行说明每一句都是良好的信息，我也做不到。再说，到那时我已经吓傻了，哪有精神给自己辩护。电影电视都能禁，为什么不能禁小说？我们爱读书，还有不识字的人呢，他们准赞成禁书。好吧，我不写作了，到车站上去扛大包。我的身体很好，能当搬运工。别的作家未必扛得动大包……

我赞成对生活空间加以压缩，只要压不到我。但压来压去，结果却出乎我的想象。

海明威在《钟为谁鸣》里说过这个意思：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，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。所以，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——它就是为你而鸣。但这个想法我觉得陌生，我就盼着别人倒霉。五十多年前，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：起初，他们抓共产党员，我不说话，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；后来，他们抓犹太人，我不说话，因为我是亚利安人；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，我不说话，因为我是新教徒⋯⋯最后他们来抓我，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。众所周知，这里不是纳粹德国，我也不是新教牧师。所以，这些话我也不想记住。

注：本文原名“从Internet说起”，写于十余年前，作者王小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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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不久在《中华读书报》上看到一篇文章，作者在北大听戴锦华教授的课，听到戴教授盛赞林白的《一个人的战争》，就发问道假如你有女儿，想不想让她看这本书？戴教授答曰否。于是作者以为自己抓到了理，得意洋洋地写了那篇文章。读那篇文章时，我就觉得这是一片歪理，因为同样的话也可以去问谢晋导演。谢导的儿子是低智人，笔者的意思不是对谢导不敬，而是说假如谢导持有上述文章作者的想法，拍电影总以儿子能看为准，中国的电影观众就要吃点苦头。大江健三郎也有个低智儿子，若他写文章以自己的儿子能看为准绳，那就是对读者的不敬。但我当时没有作文反驳，因为有点吃不准，不知戴教授有多大。倘若她是七十岁的老人，儿女就当是我的年龄，有一本书我都不宜看，那恐怕没有什么人宜看。昨天在一酒会上见到戴教授，发现她和我岁数相仿，有儿女也是小孩子，所以我对自己更有把握了。因为该文作者的文艺观乃是以小孩子为准绳，可以反驳他(或者她)的谬见。很不幸的是，我把原文作者的名字忘了，在此申明，不是记得有意不提。

任何社会里都有弱势群体，比方说，小孩子、低智人──顺便说一句，孩子本非弱势，但在父母心中就弱势得很。以笔者为例，是一绝顶聪明的雄壮大汉，我妈称呼我时却总要冠个傻字──社会对弱势人群当有同情之心。文明国家各种福利事业，都是为此而设。但我总觉得，科学、艺术不属福利事业，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。这样关怀下去没个底。就以弱智人为例，我小时候邻居有位弱智人，喜欢以屎在墙上涂抹，然后津津有味地欣赏这些图案。如果艺术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，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画的图案。倘若科学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，恐怕大家都得变成蜣螂一类──我对这种前景深为忧虑。最近应朋友之邀，作起了影视评论，看了一些国产影视剧，发现这种前景就在眼前，再看到上述文章，就更感忧虑。以不才之愚见，我国的文学工作者过于关怀弱势群体，与此同时，自己正在变成一个奇特的弱势群体──起码是比观众、读者为弱。戴锦华教授很例外地不在其中，难怪有人看她不顺眼。笔者在北大教过书，知道该校有个传统教室的门是敞开的，谁都可以听。这是最美好的传统，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。但不该是谁都可以提问。罗素先生曾言，人人理应平等，但实际上做不到，其中最特殊的就是知识的领域……要在北大提问，修养总该大体上能过得去才好。

注：本文原名“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”，写于十余年前，作者王小波。     

我们把中国的现实比喻成一个人吧，他身着漂亮的新衣，旁人啧啧称叹，一个小孩说：“哎呀，那衣服上有块污渍。”旁人立即斥责他：“愤青！”

我也偶尔发几句牢骚，表达对现实的某些不满，但每次总是立即招致围观群众评语：“愤青！”

在中国，如果你眼睛好，嘴巴大，随时会堕落为“愤青”。更要命的是，即使你什么都不说，但只要看那个说出真话孩子的眼光中暗带赞赏，还是会被为人善良、心态平和的人们打入另册。

本来呢，按照法律的解释，政府是我们“雇佣”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批评它的权利。但别人家批评政府那是行使公民权利，我们家批评政府那就是遭人唾弃的“愤青”——这还算程度最轻的，稍不留神，就会遭遇全世界首创的“诽谤政府罪”，还能享受天外飞仙般跨省缉拿的礼遇。

这说明了两个问题：第一，我们的政府很强大，是威武之师；第二，我们的人民很善良，是正义之师。

鲁迅说过：“我们自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但经过跨越数十年的精心灌输，我们终于认定有那么一些人，在过去是“中国的脊梁”，在现在是不知好歹的另类。

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承担着批判社会的职责，但在中国，因为某种洗脑和某种高压，知识分子大多只能批判群众或者同行。偶尔露点峥嵘，不但政府不高兴，群众还不乐意。群众不太有胆量说学者的坏话，但对学者的追随者，那是决计不会客气的，“愤青”二字凝聚着幸福群众对这些人的无限鄙弃之情。

不过我总觉得，“愤青”的帽子不是谁都可以戴的。那些叫嚣着要杀到东京去的，是愤青；那些宣称要抵制日货的，是愤青；那些强烈要求把日本女人全部强奸一遍的，是愤青。反观那些批评政府，揭露黑暗，激浊扬清的人，并不打算杀到某京去，不会瞎抵制某货，更没能力把某国女人全部宠幸，所以他们非但一点都不愤，相反他们还站在愤青的对立面。

总有人疑惑，罔顾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，吃饱了批评这个批评那个，这些人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？照我的理解，那些对现实冷嘲热讽的人，虽然开口闭口都是别人怎么好，我们怎么差，但骨子里其实是真正希望这片土地好的人。就像鲁迅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里说的那样，魏晋时代本是崇尚礼教，但很多人以礼教为名多行不义，嵇康阮籍等人觉得他们“亵渎了礼教，不平之极，无计可施，激而变成不谈礼教，不信礼教，甚至于反对礼教。但其实不过是态度，至于他们的本心，恐怕倒是相信礼教，当作宝贝”。有人喜欢举着伟大光荣正确的旗帜，干些渺小卑劣错误的事，那些信奉正义的人，反而不知道举什么旗帜了，只剩下些风凉话。

这段时间我在重读《沉默的大多数》。王小波说：“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，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。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，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？”大学我曾经把这本书翻烂了，但注意的始终是王小波的文字风格，不少文章的意思始终不得其门而入，那时我常想：“老子天天有说不完的话，同学也天天有说不完的话，跟女同学更是恨不得天天情话绵绵到天亮。谁沉默了？”后来慢慢我才发觉，身边确实有一个庞大的沉默群体，包括自己在内，从来都是发不出任何声音的。我们被剥夺了一切言语的权利，因为有人给我们安排了发言人。

现在有了互联网，普通人终于能够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了。可让我始料不及的是，很多人的话，无论腔调、口吻还是内容，居然跟灌输者的人同出一辙。而且，他们的话并非违心之语，在思想上他们站在和灌输者一样的高度。他们不再沉默，他们开始附和。

原来，我们不但被剥夺了言语的权利，还被剥夺了思想的权利。隔三岔五地天上会掉下些思想、主义、理论、精神及重要讲话，我们不需要去思考，认真践行即可。所有人都禁止东想西想的，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，就是最大的爱国。”

我还是想起鲁迅的那句话：“中国自古只有两种人：求作奴隶而不得的人，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。”

读小说，是我人生的一大爱好。我读过的世界名著很多，包括《金瓶梅》、《玉蒲团》、《灯草和尚》、《玉女心经》、《官人我要》（电影剧本）、《少女之心》（手抄本）等。因为饱受这些经典文学名著的浸淫，我略略培植了些微的骚人气质。

刚开始读小说的时候，我是来者不拒，兼容并蓄，只要看到纸上有片汉字，都会津津有味地看起来，看得多了，才慢慢分得出，有些字是好看的，有些字是无味的，还有些字是垃圾。这就像小朋友吃饭，刚开始给什么吃什么，慢慢人家就搞懂了，排骨是好吃的，白菜是难吃的，豆腐不是随便可以吃的。

具体说到小说，什么是好？什么是糟？我觉得有两个比喻可以参详一下：其一，小说像女人，女人的美和丑存在一个普遍得到认同的评判标准，选美冠军也许你不认为她是最美的，但一定不会太丑；其二，小说像情人，眼里出来的除了眼泪还有西施，没有最好的情人，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情人。我个人觉得小说更符合后一个比喻的情况，小说写出来不是用来比高下的，只有跟读者交流时，才能体现它的价值。阅读小说是个体的体验，就像对情人的感受，也许她未必符合选美的标准，但只要我觉得味道好，那就行了。

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，对情人的感情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当初娶乡下媳妇，也曾情投意合，后来进城一看，这里的女人更妖娆，再瞅自己的老婆，怎么就那么土。移情别恋不是高尚的情操，但却是一种真实的人性。我小时候看武侠，无论谁写的都觉得一样的精彩绝伦；到初中，才知道金庸古龙梁羽生写得更好；到高中，只能看金古梁加温瑞安，其他人的都看不下去；到大学黄易很流行，我找了几本来看，才十多页就弃之不读，文字太差了，纯粹是对我心理承受能力的考验。同样的道理，以前看《简爱》，多好的书啊，现在再看，读得下去，但不过尔尔。

到今天还有人在盲目地追读世界名著，老实说我一看到名著两个字就想笑。两百年前的美女到现在就是几根枯骨，追她还有什么意思。在小说阅读的趣味上，我宁愿自己是陈奂生，甚至是陈世美。

大约在十年前，我喜欢上了一种小说。因为是非专业人士，我不知道这种小说属于什么类型，一般这么跟别人说：就是那种故事性不强的。或者这么说：不是那种平铺直叙讲故事的。如果为了看故事，我可以去看曲折离奇的《故事会》或者波谲云诡的《知音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种小说有一个归类，叫现代小说。

所谓现代小说，就是与经典小说想对应的一个概念。具体地说……我也说不清楚，用王小波的三段话来壮胆，这些话都能代表我的感受：

我对现代小说的看法，就是被《情人》固定下来的。现代小说的名篇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，而且极端精美，让读小说的人狂喜，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。

杜拉斯也说，《情人》经过反复的修改，每一段、每一句都重新安排过。

我还要说，我也爱好过古典文学；而在影视发达的现代，如果没有现代小说，托尔斯泰并不能让我保持阅读的习惯。

当然，并不是说现代小说比古典小说来得高级，只不过前者更讨我个人的喜欢。总的来说，古典小说早已攀过了巅峰，后来者不过在低位徘徊，而现代小说还存在着更多的可能性，不时给人带来突如其来的惊喜和撞击。可是如今的小说，绝大多数走的还是传统小说的路子，让人激动的、沉浸其中的、难以忘怀的，实在不多。

前不久评选出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，带给小说爱好者不再是失望，而是更大的失望。四个获奖作者，我都看过；四部获奖小说，我看过其中一部。迟子建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，但我没有勇气去读她的长篇。麦家的小说我读过，对我来说他是另一个黄易——拜托，直接可以当作电视剧剧本的小说也能获奖？这就是茅盾文学奖？

获奖的小说，不但没有一部现代风格的，而且据说也缺乏说服力。李敬泽也说：“近四年的文坛中，并没有诞生一部惊天动地的作品，好到让人觉得不获奖就没有天理。”既然如此，干嘛要生拼硬凑，而且是暗箱操作。没有服众的作品，那就空缺好了，自娱自乐的中国文坛名利场需要来点刺激的了。